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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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于体育禁药的案件都可能引发剧烈的争论，除了涉及机构、国家的争夺，算是来自饭圈的讨伐，而如此的争论往往彻底脱离于对体育禁药、体育司法以及世界体育反禁药运动的基本了解，每个人自己去构建一套认知系统然后展开论战。

辛纳的禁药案件，彻底吻合笔者过去介绍世界反禁药运动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现象，例如网球是一个药物重灾项目，国际网联为了保护品牌形象，在合规方面始终和WADA（世界反激动剂机构）打太极。

另一个现象则是老药新用。这是WADA成立以后取得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因为随着更多的药物被纳入禁药名单，不少作弊者无法指望新开辟的药物品种能够满足其需求，转而试图从老药的用法上取得突破，尤其是对代谢时刻的操纵。虽然作弊者在手段上往往会率先于检测者，但关于WADA仍然是利好，大伙儿在同一个赛道，检测者也能够开辟出更精确的检测方法。

这算是辛纳中招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氯替博尔的故事。一款经典的老式禁药，因为特殊缘故，它在意大利体育界被滥用，意大利体育反禁药机构也为这款药物检测的技术提升做出了贡献，在意大利多个重要体育项目有人中招以后，终于轮到该国体育当今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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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替博尔原产地是东德，被东德运动员广泛使用。

和不少人可能的想象不一样，氯替博尔在冷战阶段的蔓延绝不仅限于苏东阵营，西德体育是重灾区。1987年4月因为器官衰竭去世的七项全能著名运动员比吉特·德雷塞尔（BirgitDressel），是尸检中被查出有101种药物残留，包括氯替博尔。

给德雷塞尔提供多种类固醇的是一位名叫阿尔明·克隆佩尔的大夫。依照2015年德国国内揭秘的文件，克隆佩尔还在1970-1980年代向德甲球队斯图加特和弗赖堡提供类固醇。那个揭秘让时任德国国家队主帅勒夫特别尴尬，因为他当时就在这两支球队效力过。勒夫解释讲，那时候他不到20岁，对大夫信任又尊重，不可能要求把大夫给的东西送去实验室检测。

比吉特·德雷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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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禁药运动中，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很大的领域：药物的有效性。

举例讲，当年让莎拉波娃中招的东欧神药米曲肼，直到现在也没有医学专家找出它的促进运动员提高竞技成绩的药理。仅仅是WADA经过监测，发现了这种药物在东欧运动员体内的广泛异常存在，而且后来在世界其它地区的运动员中间蔓延，因此将其纳入禁药清单。

类似米曲肼的药物并很多，但这是WADA可以使用算是直截了当封禁这种笨方法。缘故很简单——作弊者事实上也可不能在意药理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两点：一是摄入以后真的对提高成绩有效，无论是增加力量、耐力依然帮助恢复；二是很难被查出。

对于氯替博尔等类固醇药物，假如是经过皮肤摄入，到底对体育运动可以产生多大的帮助？这也是目前为止医学界没有定论的，有人认为必须大剂量摄入才有用，所以也有人拿辛纳被查出“剂量小不可能妨碍成绩”为由给意大利网球手辩护。

但事实又是，作弊者特别热衷在皮肤上涂抹类固醇类药物凝胶的方法。在著名的耐克俄勒冈打算大型窝案中，该项目负责人阿尔贝托·萨拉萨尔曾与耐克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交换过一封电子邮件，萨拉萨尔讲他计划安排一项实验，以确定在运动员到底能够涂抹多少睾酮凝胶才会被查出阳性。萨拉萨尔甚至拿自己儿子做过试验。

邮件涉及的秘密也不是首创，更早往常美国著名的湾区实验室窝案，项目负责人孔蒂曾对联邦调查局供认，他曾向诸多运动员提供过睾酮凝胶。凝胶涂抹在皮肤上有利于运动员增强肌肉，孔蒂就是世界上最早研究精准掌握代谢时刻的药物专家，他的运动员大都在药检中安然无恙。

在睾酮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的事情下，有没有人找到睾酮凝胶的替代品？葡萄牙著名体育药物专家、该国反激动剂机构前负责人路易斯·霍尔塔曾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驻巴西反禁药机构顾咨询期间，发现了一些巴西运动员禁药案例，线索直指氯替博尔药膏，他怀疑一些大夫也参与进了这种用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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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禁药运动里浮现的另一个现象是，药物的使用地区化变得显著。这是因为很多药物的生产和销售不是在所有国家都有。

举例讲，米曲肼就在西欧或者北美的药方里找不到，而跨国运输往往会留下痕迹。像在土耳其能够很方便地买到臭名昭著的EPO，意大利前竞走运动员斯瓦泽在EPO检测阳性后的官司中就无法解释他的土耳其之旅实际目的。

在过去十年里，氯替博尔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意大利体育界的“国药”，因为不少国家都不生产这种药了，但在意大利，含有这种药的软膏和喷剂以非处方药形式出售，也算是讲，任何人都能够自由地买到，不必在购买时出示个人信息。在2019年至2023年间，38名意大利运动员被查出氯替博尔阳性，占WADA数据库同一种药物通报案例的一半以上。

这种药中招的意大利运动员来自足球、篮球、网球、排球等多个主流项目，包括意甲足球运动员、意甲篮球运动员、意大利沙排国手、意大利网球顶级运动员。在辛纳之前一共有四名网球运动员检测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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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ADA成立以后，意大利反激动剂机构一直是被认为在合规努力方面表现不错。不少的案例被查出，恰恰得益于罗马实验室对这种药物检测在敏感度方面的技术提升。

于此并且，罗马实验室进行的另一项实验又证明，氯替博尔是一种具备高传播性的药物，能够经过躯体接触发生异体传播。

运动员在使用一项违禁药物之前，团队都会进行风险评估，包括万一被查出阳性时的自辩路径。氯替博尔的泛滥既和容易购买有关，也和后一项实验能够提供讲辞有关。科学结论是中立的，但双方都能够拿来运用。2016年，意大利两名著名运动员托特（沙排）和卡普托（帆船）因为氯替博尔阳性直截了当失去里约奥运资格，但在2020年实验报告公布以后，那个药物阳性脱罪的运动员数量在增多。

近年被查出氯替博尔阳性的意大利（含外籍在意）运动员提供的版本可谓千奇百怪，但都会围绕一个点，算是自己在不知情的背景下从他人躯体摄入了这种药物。例如有人讲是抚摸了一条狗，而狗主人之前给宠物喷过含氯替博尔的喷剂；有人讲女朋友切菜不小心伤了手指，使用了含氯替博尔的药膏，然后两人又发生了亲密关系，所以被传染了；还有人讲自己膝盖受伤，父亲傻不拉叽地直截了当给喷了喷雾。

和过去一些年很多运动员跑去土耳其购买和使用EPO一样，也有外国人闻风而动，来意大利打卡氯替博尔。最著名的是挪威滑雪运动员特雷莎·约海于格（TheresaYohaug），她被检测出阳性的时候，声称在意大利训练期间使用Trofodermin药膏治疗晒伤。滑联的“独立法庭”认为这位世界顶级滑雪运动员真的没有注意到药膏盒子上的红色警告标志“Doping”，她被允许参加2022年北京奥运会并赢得3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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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替博尔滥用引发的相关咨询题老早就在意大利国内引发过争论。例如意甲前贝内文托队长卢乔尼因为这款“国药”被罚一年禁赛，而亚特兰大球员帕罗米诺又经过证明自己“非自愿摄入”，获得免罚。帕罗米诺的事情很非常，意大利反禁药机构检察官不满反禁药法庭的判罚，上诉到了洛桑国际体育仲裁法院，但最后洛桑仍然维持了原判。

当某种药物在一个国家蔓延到如此的程度，而且足蓝排网等主流体育项目里的顶级赛事运动员都有中招，绝对不是偶然现象的堆积，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这一点。围绕氯替博尔的一个核心咨询题是：运动员及其团队成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忽略了药膏盒子上特别显著的“体育禁药”红色标识。

大多数案子事实上基本上围绕“你明白不明白”“你看到没看到”那个咨询题。要想证明“无意摄入”，最好的路径算是自己彻底不明白，而周围人（狗）忽略了标识。

辛纳的自辩路径不可能不引发公众舆论质疑的地点在于：一个这样顶尖的运动员，整个团队关于他的个人世界时时间刻处于关注到细节的状态，为如此的运动员服务的理疗师，绝无可能不同意足够的反禁药培训和知识更新。团队的一个基本任务算是把此类可能造成污染的事物隔绝在辛纳的个人世界之外。在如此的事情仍然忽略了药膏封皮上直截了当撞入眼球的“体育禁药”标识，然后去接触每一块皮肤基本上黄金的网球运动员，这是不可理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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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职业世界都有其不堪的一面。我作为中国对体育禁药咨询题研究和了解最深入的记者，每到奥运会、重大禁药案例等场合，必不可少会给读者提供一些外面看不到的内幕和解读。在下一个重要案例或者判决浮现之前，这可能是我近期对于禁药的唯一一篇文章。

我认为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一点，算是这些内幕和解读可以浮现，事实上要感谢的是最近20多年WADA在全世界范围内合规工作的越发深入。WADA总是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有人都容易认为WADA在针对自己，以至于也容易跟着美国、俄罗斯等国媒体去否定中国人在WADA的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中国体育所取得的认可。

体育禁药话题，能够让任何一个有洁癖的读者感到难堪，也可能让追星族失去理智。但我们今天可以了解职业体育更多的秘密，恰恰是过去的人了解得太少，或者没有WADA如此的机制去把咨询题逼出来。人到底是停留在彻底被蒙骗的事情下更好，依然更接近事实真相更好，我认为是后者。

关于体育迷来讲，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体育本身，而不是认为某个职业明星即是一种体育的化身。

来源:体坛网